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与中国颇有渊源。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者来看，鲁迅、郭沫若、穆木天、徐蔚南、谢六逸等均为留日学生，这些学者的儿童文学观受到日本儿童文学的启发。从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来看，1930年至1940年间，有《日本故事集》（1931）、《日本童话集》（1931）等近二十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译入中国。作为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译的媒介，徐傅霖据岩谷小波选编本译“世界童话”，唐小圃据昇曙梦编本译俄国童话，另外在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俄苏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奥地利作家至尔·缪伦的童话作品，以及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等均参考了日译本转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儿童文学理论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两部日本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世界童话研究》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被译入中国，这在我国各时期的儿童文学史中并未展开介绍，应该说，这两部译著也适时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
1929年，日本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芦古重常的《世界童话研究》由留日回国的黄源译出，1930年3月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1932年第7卷第5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新书介绍”栏目介绍道：“是书萃世界著名童话于一炉而冶之，内分古典童话，口述童话，艺术童话三大篇，于作家之身世、作风及其影响于世界文坛，皆有极准确深切之叙述，儿童最良之读物也。”日本用“童话”来指称广义的儿童文学，因此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外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著作。赵景深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一切重要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都会恰如其分的论到。”
《世界童话研究》一书从童话发生学的角度，将研究对象分为古典童话、口述童话和艺术童话，研究范围为童话的起源论、童话的形式论、童话的内容论、童话的应用法、童话的讲法、童话的历史。全书分三个部分论述：第一编论述古典童话，主要包括印度故事、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犹太神话、基督教神话、天方夜谭、伊索寓言。第二编是口述童话，包括格林童话、阿斯皮尔逊的童话、英格兰童话、克勒特族的童话、法国童话、意大利童话、俄国童话。第三编是艺术童话，包括贝洛尔童话、豪夫童话、安徒生童话、克雷洛夫寓言、托尔斯泰童话、王尔德童话。
《世界童话研究》一方面从宏阔的视野对童话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历程做出梳理，另一方面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处处渗透着“比较”的眼光。如概括格林童话的价值在于“世界上最杰出的典型的口述童话集”。相较而言，安徒生在艺术童话的地位则无可比拟，其特征“一是独创的，二是雄大壮丽，三有优美而透彻的情绪，四是卓越的文章与轻妙的幽默，五是宗教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芦古重常精妙的作品分析，从基督教的观念出发，认为安徒生童话中最杰出的是《小女人鱼》和《雪女王》。同是取材于人鱼的童话，《小女人鱼》和王尔德的《渔夫与他的魂》不同，王尔德是“力说恋爱的最后的胜利”，安徒生“既写着恋爱的力量而又说着抑情主义”。而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在充满着暖意爱情与童话意匠的巧妙之点，便是在安徒生也是难得之作”。芦古重常的文本分析极有见地，遗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安徒生的评价已经集中于对其“空虚的思想”的批判上，芦古重常的观点并未得到回应。
1933年，赵景深在务本女学师范科作了题为“儿童文学女作家”的讲演，介绍了西方自18世纪到20世纪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讲演稿在1933年第3卷第3期的《青年界》刊出，其中介绍都娜夫人和乔治·桑时引用了芦古重常的这部专著，可见该著作对中国知识界了解外国儿童文学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现代日本儿童文学的另一部中文译著是钟子岩译日本神话学者松村武雄的《童话与儿童的研究》，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第6期的《图书展望》杂志介绍：“作者松村武雄，为日本文学界巨子，本书乃从下列三方面作深入之研究：（一）儿童的心理与生活的研究；（二）童话的民族心理的、民俗学的、史的研究；（三）未开化民族的心理的研究。观此则作者文学智识之丰富渊博，可以想见。”著作分十二个部分：绪论；童话的哲学；儿童的本能和创造的反应；童话剧的研究；童话的种类和意义；当作文艺的童话的内容及形式论；儿童的生活及心理和童话的关系；儿童的心的发达阶段和童话；童话的制作改作选作的原则和方法论；童话的教育的价值与发挥价值的方法；故事讲述术的研究；故事讲述的成败的诸因子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童话的选择的原则和方法论”部分，该著作列举了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相关作品作为可选择的童话材料，在“汉文书”部分提到以下读物：《史记》《三国志》《水浒》《吴越军谈》《聊斋志异》《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博异记》《三国演义》《酉阳杂俎》《大藏经》等，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古代童话因子的介绍，足以见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事实上，该著作在中译之前就已受到关注，书中将“童话”分为九类：幼稚园故事、滑稽谈、寓言、神仙故事、传说、神话、历史谈、自然界故事、实事谈。1926年徐如泰发表在《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5期上的文章《童话之研究》，将童话分为神话、故事、滑稽话、寓言、传说、历史谈、实事谈、自然童话等八种，此处的“童话”延续了日本的童话概念，即广义的儿童文学，在分类上除幼稚园故事未出现，其余与松村武雄的分法基本一致。1931年，朱文印的文章《童话作法之研究》与松村武雄专著中“关于童话的制作的原则和方法论”论述几乎完全一致，陈伯吹与陈济成所编《儿童文学研究》中“童话研究”一章也基本上采用了以上论述。可见，在该书译介之前，我国儿童文学界已有意识地借鉴了日本的相关理论。
1937年，在槙本楠郎的文章《日本童话界之现状》中谈起日本的儿童文学理论，“可以称为儿童文学的专门批评家的，一个人也没有”。虽然有两位研究者芦古重常和松村武雄，但“想从他们的研究中学取‘童话’的‘文学理论’不是容易的事”。槙本楠郎站在建设日本新儿童文学的立场，对从事传统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作出如此评价。但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张圣瑜、赵侣青、徐迥千、王人路、陈伯吹、陈济成等先后出版理论著作，另有大量儿童文学批评文章问世，这与欧美的影响，以及对日本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世界童话研究》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不应被忽视。
